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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进入必须穿上全套防护服，但目前我们隔离区模板的装备实在有限，所以隔离区模板你们不能进去。”
说话拒绝的是海曙区口腔医院的院长李尔。自2月4日起担任海曙区级隔离点的现场负责人，她再也没有回过家。
“最高峰的时候这里住了84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确诊或疑似病例。”李尔说，“战‘疫’不停，我们还将坚守！”
“住的是客人、而不是病人”
这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假日酒店，六层楼，不高，从装修风格来看有些年头了。
4日傍晚，还在医院值班的李尔接到通知，让她赶紧来这里报到。“家里孩子大了，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时间实在太紧，衣服都没带几件就过来了。”李尔说。
当晚，海曙有22名隔离人员需要入住，不仅吃穿住行样样需要保障，而且要在这里建立起一整套环境消杀、防护安全等科学流程，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酒店大厅的旋转门用塑胶条封住，只留一扇进出大门，里面是污染区，必须穿全套防护服进入；外面是缓冲区，交接隔离人员及物资。二楼消防通道这一侧用木板隔开，作为办公区，是医护人员平时休息的地方。
为了安全可控，每个细节都必须想在前面，就连酒店地上的毛毯也得铺上塑料地毯。
“48小时，我加起来也就睡了3个小时。”李尔记得头两天，一辆接着一辆的专用车将隔离人员运送到这里，有些人刚来时不太愿意配合，情绪上难免有些激动。
2月5日，一名68岁的老人一直在隔离区里大喊大叫。他说自己心脏不好，没来得及把药带上，一定要回家，又说自己是糖尿病，这里的配餐不行，吃了对身体不好。
李尔一边宽慰老人，一边和老人所在的社区联系，请他的家庭医生将相关的药品送到隔离点，然后又从工作人员带来的干粮里拿了咸饼干等吃的送给老人。
“谢谢，你们辛苦了！”到了第三天，这位老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当隔离期满离开时，他还特意向医护人员致谢。
“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并不是‘病人’，而是‘客人’。在这个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为防疫工作作贡献。”李尔说。
主动请缨，“这是医护人员应该做的”
除了门口的民警外，这个隔离点的医护人员清一色是女将，自称“五朵金花”。
年纪最大的周佩，今年刚好可以退休；最小的马小雨，才21岁。
“我们都是主动请缨来的，因为这些都是医护人员应该做的。”1991年出生的护士吴慧玲说。
她和1985年出生的徐锦雯是一个小组，瘦瘦小小的两个人就连S号的防护服都撑不起来。
7点半，逐个分发早饭，敲开房门询问体温，看看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看看是不是有咳嗽、发烧、气喘等症状；接着分发垃圾袋、卷纸等生活物资，然后扛着12升的消毒液上上下下进行消毒。11点分发中饭，然后换班吃饭稍做休整，16点左右进行第二次体温测量，如果体温偏高需要转诊，同时将一些治疗慢性病的药转交到隔离病人手中。17点分发晚饭，饭后再把所有住户的垃圾进行收集、装箱、消毒，一直要忙到23点。
这就是集中隔离点里最寻常不过的一天。
办公区里一个用来吃饭的房间，放着一些领导、同事探望时送来的水果零食，有些没有拆过封，有些动都没动过——毕竟，留给她们自己的时间，真的太少。
少喝水，少吃水果，这也是她们对自己的要求。目前隔离点的物资比较紧缺，防护服必须匀着穿。防护帽不够了就戴两个浴帽，一次性手套最多戴两层。每一次上厕所，必须从头到脚换一次，确实有些“奢侈”。
“能克服就自己克服。”徐锦雯说。
一旁的周佩全程在打 *** ，逐一核实入住人员详细信息，确认其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是否一致。直到14时30分，街道送来的午饭都凉透了，她也没有吃上一口。
凭借声音，“他们记住了每个人”
“区里通知下午将有15人入住，得抓紧做好准备。”乘着中午吃饭的一点点空隙，李尔做了工作部署。
这个部署工作的房间，是李尔口中所说的“军机处”。虽说小小的酒店房间空间有限，但沙发上、桌子上、门后面，都见缝插针地堆放着隔离点所必备的各类防护物资。
靠窗的墙壁，贴着隔离人员就诊转运流程以及海曙区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通知书模板；电视机附近的墙上，张贴了隔离点相应工作的操作流程；就连镜子旁边的小小衣架，也夹着消毒技术要点和入住人员信息目录。
在最醒目的地方，还有一张A4纸记录了隔离人员每天的“特别需求”：有些老人家有慢性病，需要提供一些药物配送；有些则肠胃不适排泄有点困难，也需要提供一些应急的药品帮助……
“从医学隔离的角度，我们应该尽可能减少和隔离人员的直接接触，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是叔叔、伯伯、阿姨……”喜爱粉色的马小雨，脸上还挂着些稚气。她是来自民营医院的护士，前天才来隔离点报到。马小雨的老家是湖北，父母还在当地居家隔离，“想尽自己的能力做些事情”。
重新上岗前，吴慧玲随口说了个“小秘密”：住在这里的隔离人员可以仅凭借声音，就分得清楚每个医护人员。“虽然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但他们记住了我们每个人。”吴慧玲说。（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曾毅通讯员黄合、孙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