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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4月3日危重患者记录单填写内容模板,湖北援沪医疗队抵达上海。1000余人危重患者记录单填写内容模板的医护团队,来自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还有其他的省属医院和市级医院。

这是一次特殊的再会。就在两年前,上海的医护们,在武汉“封城”的那天,逆行进入湖北,支援抗疫,很多人一直待到“解封”。

金银潭医院护理部的副主任程芳说,经此一疫,上海不只是一座城,不只是一个名字,他有了温度,有了情感,像老友一般危重患者记录单填写内容模板;而上海龙华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陆巍也总记得,在武汉,那些热情的值得信赖的战友。

如今,两地又并肩站在一起,这一次,为上海。

“他不只是一座城市,他是一位亲密的朋友”

讲述者:程芳,武汉金银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武汉疫情的时候我工作25年,现在27年了。好快,又两年了。

这次来援沪,比我之前在金银潭医院ICU感觉还要沉重。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就像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有一个爱人,你一直希望他好,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你可能觉得,唉呀,就是我自己在痛;但如果他生病了,你会觉得他也痛,你自己也痛,就这种感觉。

以前,我觉得上海是个大都市,就是一个城市。但是前年武汉疫情的时候,上海医疗队第一个进驻我们金银潭,承包了两个病区;除夕夜,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钟鸣主任又到了当时我所在的病区,我们一起工作了两个多月,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这个时候上海就不是一个城市了,他就像是朋友;他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他有温度,有感情。

4月2号下午收到卫健委组织援沪的通知后,我马上报名了,很希望被选中。我们医院要负责武汉本土疫情和境外输入疫情,前几波援助外省都没去,这次也是按照最低人员数量,挑选出一名医生5名护士。医生是一位科室副主任,护士有ICU的,也有一直在红区工作的。

接到领导通知让我去上海时,我特别惊喜。领导后面又加了句,“你带队。”

对我们来说,来上海援沪,就是换了一个地方进红区。这两年,湖北省的防疫工作基本都由我们医院承担,医院本身就是一个红区的状态。

行李整理起来也很快,平时红区一进也是一个月,带行李(住酒店)也习惯了。我们就按照湖北省卫健委下发的文件,准备了一些物资,带了一台心电监护仪、一台除颤仪和一辆急救车。

家里人其实也会担心,但他们不会流露出来,我就装作不知道。我爱人是金银潭医院ICU主任,孩子从小看他爸爸到处去支援,从武汉疫情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习惯了。疫情那年,他在家准备高考,现在上大学了。这次我说要去上海,他说,派你去干嘛?我说去执行任务。他就没说什么。我到了以后,他还主动组织我们家人视频。

我们3号早上7点出发,上火车了,还有同事跟我申请,说护士长,我要跟你一起去。11点多到上海后,还有人说,要跟我一起来。

坐上转运到酒店的大巴后,我们这些武汉来的都很沉默,心情沉重,因为上海本来是很繁华的,突然那么安静,就这样一路顺畅地到达酒店。那种感觉,武 *** 都能感同身受,别的医院、别的省份支援队可能不会有。

像我们这次来支援,都(怀)有一份感恩的心。金银潭的人可能这个情结是融进了血液里面的,往大了说,是武汉感谢上海,其实我们是金银潭感谢上海,诚心诚意的。

2020年武汉疫情的时候,刚开始我是普通病区的护士长,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重症病人越来越多,医院紧急开了两个重症监护室,我被调到南六病区,重新参与组建了一个ICU。我负责病区护理质量管理,每天早上七点半到科室,晚上七八点钟才走。

我们病区病人基本满员,有湖北省内的,也有安徽、福建、山东等地的。医生多的时候有20个,护士一多半是外地支援的。

病区刚组建的时候,每个ICU病区国家派了两个专家,钟鸣主任和北京宣武医院的重症专家姜利主任,负责我们南六病区。他们就是我们的领头羊。

钟主任刚来的时候,特别低调,背着一个双肩包,戴着一个口罩。我以为就是个普通医生。那时,进医院红区要采核酸。钟主任后来跟我说,他人生的第一次核酸是我采的。

工作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凶险的情况。非典的时候,主场不在我们医院,我们投入的人也不多。之后武汉暴发的禽流感、小儿手足口病,还有一些季节性传染病,我都经历过,没有一个像新冠这样让人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突然一下就这样(严重)了,就这种感觉。

钟主任曾经跟我说,程芳,你知不知道,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的,后来接连几天这个病人都没有好转,我都觉得有点无措了。因为这个东西你摸不着它,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我们每天面对危重症病人,基本上天天会有抢救。中科院心理所还给我们进行了心理干预,怕我们心理留下创伤。

面对病人病情的时候,钟主任特别理性,一旦病人情况不好,他又特别感性,情绪因为病人的病情状况而波动。慢慢的,他越来越有信心了,给我们的态度、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是,“我在”。他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

钟主任刚开始要巡查很多医院,后来驻点金银潭医院。他主人翁精神特别强,就没有说这个事情是金银潭的事情,是武汉的事情,我管不了,他任何操作都亲力亲为,下病房查房,带领年轻医生做各项操作,然后把他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带给科室的人。

之前钟主任形容,我们南六病区就是抗美援朝时候的上甘岭。他和姜主任带着我们往前冲,给我们出诊疗方案。我们每天面对各种冲击,相互磨合,你保护我、我保护你,慢慢培养出战斗情。不搞重症的人,可能体会不到这种感情。

后来钟主任走的时候,我们病区的人都哭了。他说,程芳,我不想走啊,我想陪你们到最后。我说我知道,但是你要听从国家安排。

我们当时在金银潭医院抗疫的医护,建了微信群,群里有湖南的、山东的、上海的、北京的……只要到过我们金银潭医院的援鄂医护,都会说,你(以后)到我们那里去,怎么怎么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战友,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现在我跟钟主任是,见面你不说都可以直接拥抱的,不会觉得不合适。只要我到上海,我说钟主任我来了,他肯定会接待我。钟主任要是回武汉,他说程芳我现在来啦。我说哎好,我马上到。就跟家人一样。

去年全国重症年会在武汉举办,当时来我们六病区支援的人,在钟主任和另外一个主任的带队下,全部又 *** 了一次。

这次接到援沪通知,我第一反应是,不能跟钟主任说。我担心他,知道他最近肯定很忙。我也怕他担心我。谁知昨天(4月3号)媒体报道了我来援沪的消息,今天一早,钟主任就在微信群艾特我,还发了几个拥抱的表情。我回了句:我在。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有他知道。我们无需言语,就是(有)这种默契。

我们有一个之前援鄂的上海医疗队员,知道金银潭的人来了,立马就问当时接待他的病区护士长,问我们在哪儿,说一定要看看金银潭来的人。还有上海医疗队的一个院感科主任,知道我们来了,说金银潭的来了太好了。我说只要你们需要,我们金银潭义不容辞。

今天(4号)早上六点,我们从酒店出发去上海公卫中心,之后上海公卫中心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送到不同的核酸采样点。

采核酸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我说,这是来自武汉的医护。居民们一听,说谢谢你们,我们现在算是理解你们当时的心情了。社区工作人员也说,我现在能理解你们之前工作状态有多难了危重患者记录单填写内容模板

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可能听小区的人说今天有个武汉的护士过来,送了我一幅“画”。他可能还不会写字,家人帮他在画上打出几行字:“感谢武汉医护人员远道而来,支援上海,上海加油!”底下还用红笔画了两个爱心。

我当时特别感动,说阿姨很想抱抱你。可惜穿着防护服,抱不了。

还有个社区志愿者说,你吃不惯我们上海菜吧,我家里有辣椒酱,我给你拿过来。我说不用,你们现在也很需要这个。她硬是跑回家,拿来后塞给了我。

今天我们整个团队反馈回来的都是,社区对我们这些武汉的医护特别好,特别热情。一起采核酸的上海公卫中心的老师也特别好,说你在上海需要什么,跟我说。

因为上海医疗队,因为钟鸣主任,我就觉得,我的亲人在这里。我们对上海充满了信心。等疫情结束,真想见见钟主任。

脱下口罩那一刻,她说“哎,昌医生,你好年轻”

讲述者:昌金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治医师

(4月6日)明天,我们会正式入驻新国博方舱。

就在上周四(3月31日),临港方舱被华山医院接管,他们的队员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当时管理武昌方舱的相关资料。华山医院的专家教授援鄂的时候,我们管理同一个方舱,武昌方舱,是武汉第一个也是运行时间最长的一个方舱,在当时相当于传染病方舱医院的一个模板。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一起共事35天。

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但因为疫情一直没有结束,我们和华山医院的团队每年都有一个方舱的经验交流会,平时有什么事情,大家也会互相通通气。

原来在武汉我们是主导的,现在反过来了。我就把手头上总结成文的一整套文件,都一股脑发给他了。当然不一定适合,但总会有点借鉴意义。

没想到的是,星期六(4月2日)我们就接到了医院的通知,说省里要组织一个千人援沪医疗队,我是八个医生之一。晚上回家就收拾东西,特别紧急,只有一天时间。

3日下午出发,傍晚6点抵达上海虹桥火车站。我头次来上海,晚上9点,大巴行走在静安区,路上空空荡荡,一个车都没有,一下就想到了当时的武汉。可能一下来了太多的支援队伍,山东,青海,海南等等,酒店安排不过来。到晚上将近11点,才安排好住宿。

在我们等待的期间,华山医院的几个战友一直没有休息,时不时就问我住下没有,直到我住下了,他们才安心去睡。他们第二天早上还有工作,平常大家可能联系不多,但这种一起共事、一起战斗过的友情,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2020年2月5日,建好武昌方舱时,对所有人都是未知的,大家想法很多,点子很多,每个医疗队都有自己处置病人的方式,但能不能应用到实际中,做到医疗队统一化,是一个快速磨合的过程。

比如三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两通道(进入和出去)的设立,最开始我们是三区一通道,华山医院医疗队提出这不符合院感规定,会增加感染风险,在他们的积极带动下,改成三区两通道,并且沿用于其他方舱。

当时武昌方舱分成ABC 三个区,C区的核定床位是250张,最终收治的病人大概是430人。我作为领队,又是C区的总负责人,要安排大家的吃饭、物资,医护的排班、穿脱防护服规不规范,病人的治疗、出入准则、病历医嘱等等,责任很重。

我是1990年的,确实比较年轻,上管62岁的老教授,下管96年的小医生,压力比较大,最开始的三天三夜基本上没有合眼的状态,直到把所有东西理顺了,我才安下心来,把事情慢慢分配给下面的队员,才能有休息的一点时间。之后只要不是上夜班,我白天基本上都会守在清洁区指挥部,确保大家零感染,确保每一个人把自己保护到最好的状态。

(跟两年前的武汉疫情对比)现在已经达成共识,奥密克戎的传播力更强,是原来的2-3倍,但“毒力”在减弱,致死率和致病率下降。致病性弱的话,治疗策略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转变。

当时的武昌方舱整个容量是800人,现在新国博方舱可容纳1万多人,临港那边能容纳2万人,体量要大得多,肯定得有十几支甚至几十支队伍协作管理,队伍之间的磨合也需要一个过程。当然,这次的方舱建设,各种标准化流程的建立,肯定会比我们当时快很多,大家磨合的时间、初期的混乱状态应该也会缩短很多。

现在的患者是以轻型、普通型或者无症状感染者为主,我觉得心理疏导肯定是重中之重,怎么样能让大家更具耐心、安安静静地待在里面,完成几次的核酸检测,直到符合出院的标准。一般至少要一周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因为)病人家里的情况等因素,产生很多焦虑的心理。尤其在这样一个大的方舱,里面的人员密集度更大,带来的心理压力可能也会更大。原来的武昌方舱后期也是以心理疏导为主。

再一个就是,我们当时的方舱有一个特点,叫区域自治,让病人自主管理,我们建立了病友党支部,每10个人或20个人是一个小区域,每个区域会有一个负责人,大家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可以反映给病友党支部,病友党支部再和我们进行沟通。这样的管理模式,在当时医护人员紧缺的情况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现在还没有进入方舱,我们也不太了解具体情况会怎么样,会达到什么预期的效果,我们只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希望上海的疫情尽早结束,大家回归平安的正常生活。这是所有抗疫人员最根本的想法。

平时我的工作也很忙,有时候一做手术,一天一夜都不在家,家里两个双胞胎宝宝只有7个月大,我每天带娃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一两小时,主要是我老婆在操心孩子的事。之前她上班或者累的时候,我偶尔还能轮着带一下,现在就全靠她了,蛮内疚的。不知道要在上海待多久,也有可能孩子都会说话了,我还没回去。

我的很多同学、朋友在上海,我们建立了一个小群,每天给我通报,今天小区查核酸了,下次什么时候查,我都和他们也在保持联系,互相加油,他们也给我传授了一些经验,比如怎么样和年纪大的上海人沟通,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

等这次抗疫结束,有时间的话,像东方明珠、迪士尼、外滩,还有华山医院,我都很想去看看。

华山医院心内科的包丽雯老师,和我相当于半个同行,当时方舱医院里有人来看心电图,一般都是交给包丽雯老师,我有时也会协助她,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熟络一点。他们的领队杨敏婕老师,我和他是照过面的,在休舱的最后一天,即将告别的时候。我们当时有录像,大家站一个台阶,一个一个分别脱下口罩,露出笑脸。她一看,说哎,昌医生你好年轻!

我还有个想法,等我的孩子再大一点,比如四五岁的时候,再带他们到上海,给他们指,爸爸曾经在这个地方抗疫过,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

“压力有,但我们也有了足够的经验”

讲述者:刘亚男,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4月3日)出发那天,大概下午4点钟,我正在值班,主任接到通知,征求人员过去上海支援。

我第一时间就给我爱人打了 *** ,也告知了我婆婆,他们都很支持,我就主动报名了。收拾行李时,(儿子)就坐在行李箱旁,一边看我收拾一边哭,他2岁10个月,还不懂什么是支援,我告诉他,妈妈要出差一段时间,宝宝你可以给我打 *** 和视频,他说我不想跟你视频,你自己一个人回来。

虽然很舍不得,但我收拾完行李就出发去医院 *** 了。最近这两年,我们医院基本全国各地都有去支援,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出征前都会准备好相应物资,包括吃的和行李箱、(以及)衣服、药品这些防护用品。

傍晚6点多,做完核酸,感染管理科的老师给我们做了第一次防护培训,之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出征送行仪式,我爱人带着宝宝也来到了医院,他在我丈夫的怀里,大声喊,妈妈,妈妈。

7点的时候,医院已经有一批人员出发了。我是第二批,大概50名医护人员,护士姐妹们的话年龄小一些,20岁出头,单身的多一些,医生这边,我接触到的跟我年龄差不多,三十几岁,大部分家里的孩子都还年幼。

年前西安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也报名了,出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后来西安疫情缓解,不用过去了。(这次是)第一次出发去到另一个城市援助,有点紧张。记得我们坐动车的时候,不用检票,大巴直接开到了高铁站站台,同事开玩笑说,从来没有这种待遇。

下高铁之后,我们坐大巴车去静安区的酒店办入住,看着车窗外,路上空无一人,偶尔有辆车突兀地驶过,印象中被称之为魔都的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很心酸。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团结起来,还给上海原来的繁荣与生活。

路上,司机对我们表示感谢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感动。新冠疫情在肆虐,只要国家需要,集结人员特别的快,能做上这样的一件事情,非常光荣。

办理好入住,已经是凌晨两点,第二天(4月4日)我还处于待命,等待具体的工作安排,主要工作应该还是做方舱那边的医护管理。感染管理科的老师给我们拿了防护服、口罩、手套和帽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给每个人再做一次培训,保证每个动作都做到位,特别是穿脱防护服和穿戴口罩,从医院层面讲,院感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要做到保护大家,也保护自己。

可能明天(5日)或者后天,我就会开始忙碌起来,进入一种高压的状态,但我适应了这种高压的状态了,(这是)医护工作者生活的常态。

2020年以来,我一直在重症缓冲科工作,收治一些核酸没有出来,但病情又很危重,要收治到icu治疗的患者,别的科室已经处于比较正常的状态了,我们随时要穿上防护服。

我在上海的朋友,知道我去援沪,偶尔会跟我聊一下他们的近况,但我们没有说得很多,我能感觉到,大家语言已经变得疲惫,像一个东西,它很漫长,有点常态,但还是不能松懈。

压力肯定还是有的,但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没有当时武汉疫情暴发时,那种迷茫和无助。这次援沪,院长出发前对我们说,很有信心,一定会胜利。希望疫情早日得到控制,我们也能早日回家。

“尽一份力,一起把这波疫情渡过去”

讲述者:李志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

这次援沪的湖北医护人员总共有一千多人。武汉的几家大医院,比如中南医院、省人民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要求不少于50人。其他市一级或者规模小一点的省属医院,根据医院各自的情况,要求30多人、20多人,几个人的也有。

我们医院这次派了51个人,10个医生,40个护士,还有1个从事院感工作,所在的科室覆盖面比较广,内、外、妇儿这些都有,都是在武汉战役中进过红区的人,要么在雷神山,要么方舱,要么在本部隔离病房救治过,有丰富的抗疫经验。

经历2020年武汉疫情后,我们医院一个最大的经验就是,要提前做好预案,做好前期准备。我们王院长的理念也是,宁可备而不战,不能战而无备。

从那时候开始,医院就组建了一只抗疫预备队伍,包括两支医疗救治队、一支核酸检测队,医疗救治队有五六十人。核酸检测队分两类,一类是武汉需要全员核酸检测的时候,备了一组,既有检验科人员,也有其他护士,60人左右;还有一类全是检验科的,只做核酸检测,一二十人。

平时人员都备好,一旦有需要,立马出动。湖北省内有些地方有需求,医院会派一些小规模的队伍。去年河南许昌的疫情,今年吉林的疫情,我们都派队伍去支援过。

3月12号,上海疫情加重的时候,医院就开始组建随时支援上海的队伍。大家都非常踊跃,一些没来的人还挺沮丧的。

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准备。要先了解上海疫情情况,做一些针对性培训,请之前去过武汉方舱有经验的医护,讲解在方舱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怎么应对,还有一些院感常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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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武汉面临着物资紧缺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备了N95、防护服、眼罩等全套防护物资,至少一周的量。还带了一个抢救车、一套完整的抢救物品、除颤仪等急救设备。再就是药物、面包、零食之类的生活物资。

家里人知道我们来上海支援,虽然担心,也习惯了,只是希望能平平安安回去。

4月3号,我们分两批出发。第一批上午7点出发,我们第二批下午3点出发,6点半左右到。

今天(4号),第一拨队员早上六点就出去参与核酸采集。我们这一波在酒店休整,做些强化性培训,比如穿脱防护服,上战场前再检查下。晚上可能会召集各医院领队碰头,分配具体任务。

之前跟我们说的是,到能容纳1.5万人的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方舱里主要是轻型患者,可能没那么多输液的,我们医护的话,主要是识别病人病情变化,比如从轻型转为重症的,及时转出去,得到有效救治。还有对患者情绪、精神上的抚慰,跟患者的沟通,让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武汉方舱相当于是中国最早在世界上尝试。武汉客厅方舱是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由我们医院接管,当时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医护人员不够。为此,国家紧急调派了8个国家队前去支援,第一批就有上海国家队。

上海国家队有55人,领队是东方医院副院长雷撼,成员主要来自东方医院,也有上海其他医院的。我当时担任方舱医院常务副院长,负责协调所有外地医疗队的工作,跟上海的专家们接触得比较多。

方舱医院刚开舱时非常困难,一来物资相当缺乏,二来大家对病毒认识不深,很恐慌害怕,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状况。再者,方舱是个新事物。

我印象很深的是,不管是雷院长还是上海六院负责院感的吴主任,干什么都非常镇定,这种镇定,无形中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觉得,有他们的支持,肯定能做好。

那时候,大家每天一起商讨工作,互相鼓励、支持,配合得非常好。上海专家们都非常务实,雷院长在管理队员、跟队员交流方面,既有亲和力又有魄力。上海六院的吴主任在院感方面非常专业,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和支持。

另外,上海医疗队移动救援的车、车上的移动设备,在当时的方舱都是比较缺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支持。

(2020年)2月15号方舱第一波病人出院后,中南医院本部被征用为定点重症医院,我回到本部负责。其他队员一直战斗到3月8号休舱。

我们方舱医生有一个联络群,里面几百人,一直没有解散。遇上某一个节点或者看到一些什么事,大家都会在群里聊聊。大家约定,2021年到武大看樱花。后来东方医院几位老师去了,我因为在北京学习,没有参加。今年,我们原来计划4月初在武汉开一个方舱相关的会议,因为疫情取消了。

我来过上海很多次。上海给我的印象是国际大都市,医学在全国领先,经常有各种学术会议。这次来上海支援,跟以往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跟上海的同胞一起,尽快把这一波疫情度过去,顺利完成抗疫任务。

等疫情结束,想跟咱们上海的朋友相聚。

“想当面谢谢你们,武汉的战友”

讲述者:陆巍,上海龙华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曾援助武汉雷神山抗疫

我现在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方舱(医院)带队,这是一个集中隔离救治点,收治的患者是无症状感染者为主。医护团队近200人,管理的患者1500人。

患者中一些有基础疾病,比如,我们前天晚上收的患者当中还有骨折刚刚手术的,也有一些老年慢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内科、外科、重症急救、呼吸,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科,甚至肿瘤科(的医生)都派出来了。(考虑到)可能病人群体的(疾病),相对比较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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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舱医院)一个是工作量高,护患比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收治病人有不确定性,随时随地都可能有一个患者要入住。还有(无症状感染者的)基础疾病,以及家庭式的入住,还有一些相对来说年龄偏小的患者。

孩子有小于10岁的,相对来说独立能力还不是很完善。我们的队员,很多都是年轻的90后,已经有98、99年这样(小)年龄的,本身也是个孩子,可能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但是,我们的这些小伙伴还是非常有信心,他们也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去跟这些小患者沟通,比如,现在小朋友喜欢电子(产品),她们就关于游戏和动画片的内容和他们去交流。

后续的话,我们想(在舱内)组织各种主题的科普,比如一些中医的常识,防疫的常识。

我们每班是6小时,接班和交班之间,会至少有两次的查房,来了解病人的需求。我们关注患者的基础疾病,(遇到)这样的一些感染以后,是否诱发基础疾病的加重,或者会有什么病情的变化。

患者可能有一些心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患者,原发有风湿性的基础疾病,后来自己在居家观察,以及收治过程当中,(病人内心着急),(以及)饮水量或者是饮食起居的改变,风湿性的(关节)疼痛就发作了。我们有风湿科的高年资的医生,马上就去进行了判断,然后及时的给予他(用药)调整。

我觉得,对于(“入舱”“出舱”)防护,因为有了援鄂积累起来的经验,尤其是对感控(感染控制)的规范性的东西,(我们比较有把握)。

当时我们去(雷神山)的时候,中南医院给到我们的一些专业化的建议,(雷神山的经历)实际上成了我内心的一个标准。

我是2020年2月15日到达武汉。那天大雪,很冷,我倒是没有害怕,可能因为也是临危受命。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出现疫情的苗子,因为(我们)医院是发热门诊的定点医院,所以在医院也是要做好疫情防控,那么后来带队到雷神山,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就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以前没有到过武汉。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医学 “野战”。到的时候是晚上9点40分,街上两边都停满了车辆,所有的车都是积满了厚厚的雪,甚至有些车上有杂草从雪里冒出来,可见这个车辆有多久没有发动过——我看到觉得心里“凄凉”。

第二天去雷神山,看我们病房的时候,有一间病房因为(屋顶上的)雪融化了,有很多的积水,房顶压垮了。那天紧急搬运物资,都靠队员们肩扛手提。

雷神山治疗主要靠第五版还是第六版的新冠诊疗常规,包括我们中医药在治疫病的过程当中,也有很丰富的传承,有一些经典的方子,我们的领队(医生)在危急重症救治方面,也是有相当的造诣。我们(几乎)所有病人都是转阴性以后出院的,只有一个还是两个病人,因为是高龄患者,重症患者,然后后续转到了(危重症科).

我没有害怕,但是我们的队员小姑娘可能会紧张,因为一些网上的报道,说到武汉的百姓因为医疗救治的供给缺少了,所以可能会情绪不稳。所以在开舱的第一天,我是陪着我们的队员收病人,也是怕万一有病人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或者怕病人由于长时间的等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病情变化,我可以急救。

那些小姑娘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在家里都是独苗。她们是我们现在这个队伍的“骨干”了。

我们对中南医院的医护是很感谢的。在我们收治患者的流程,包括病房的布局,三区两通道的设置,一些院感控防护方面的流程都给到我们指导性的建议,我们去落实之后,他们再进行验收。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提醒我们,比如,每次进入到“红区”的时候,(不能直接打开门进去),要观察好(门口)房间门口的负压力表。它像一个比较小的挂钟,指针式样的,给一个负压的数值。如果负压没有达到这个数值,有一定的危险性。

(中南医院)与我们对接的胡慧护士长、方艳红护士长,迎接我们非常之热情,我们开舱之前陪着我一路(检查各个)环节,等于陪着我走了我们接收病人的流程

我(最近)看到了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武汉雷神山医院当时一起共事过的同事来这次来援沪,我真是觉得非常的感激,也很感恩。所以我今天跟方艳红护士长联系了以后,也是把我能够给到她的一些内容,比如收治环节可能有的情况,给了她提示。

我还不知道她们要援助具体哪里,我觉得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在工作的地方见面,或者疫情结束以后,我和方艳红护士长再见一面,再表达我的感谢。

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陈灿杰 葛明宁 实习生 黄家樑 薛柯 陈蕾

发布于 2024-07-07 1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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