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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寒冷的午后街道行人视频素材十秒，21路公交车把我由北往南带至塘沽路站。下车时突然意识到，此刻我正踏在一部小说的某一行内：“至于我，已经走近文监师路了。我并没什么不舒服，我有一柄好的伞，脸上绝不曾给雨水淋湿……我且行且看着雨中的北四川路，觉得朦胧的颇有些诗意。”

这段文字来自《梅雨之夕》，它初刊于施蛰存1929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上元灯》中，排在最末一篇。如今，文监师路早已改名为塘沽路，北四川路也成了路牌上的四川北路。小说中，一位在苏州河南岸公事房逗留到晚上六点下班的男子，撑伞跨过四川路桥，在一个梅雨季的傍晚步入虹口境内。在紧接着的文字里，男主人公沿北四川路行进，即将展开新文学史上的一段著名邂逅。

而我，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向北一眼瞧见了路东侧那栋涂饰一新的米色房子。此刻，15顶明艳的大红遮阳篷盛开在它的沿街立面，同样红艳的店招“1925书局”，在召邀着它的读者了。

一度没有太多人知道，眼下的1925书局连同书局所在的这栋房子，曾是1925年建成并开业的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那年3月9日，《申报》头版显要位置上刊登了书店的开幕广告，它的门牌号为“A字22号”（也作“22号A”）。1930年工部局重新编排门牌，此处改为四川北路856号，并沿袭至今。

林振彬于虹口分店开办一年多后就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与李道南等友人一起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他本人担任总经理。在随后的生涯中，他成为中国早期广告业的泰斗。林振彬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有一个儿子名叫林秉森，人们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的《怀旧金曲》中听到林秉森操一口地道的老派沪语——“大家好，我是香港的查理林街道行人视频素材十秒！”

1926年2月，良友推出一册画报，封面是冉冉升起的影坛红星胡蝶女士的照片。当时的胡蝶未必清楚自己的照片刊登在了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第一本综合性画报的创刊号上。《良友访顾记》报道说，新近良友公司从原来奥迪安大戏院（四川北路虬江路口）隔壁的鸿庆坊口搬到了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的斜对面，作者发现，良友公司的新楼有印刷所、装订间、机器室、堆纸栈、经理室、会计部、编辑所等，全部约四五十间，共三楼，房屋设备非常广大精致，他进而觉得附近有很多书店，如伊文思图书馆、大成书店等，“将来不难成为出版文化物的中心点，发展起来可以凌驾‘书店林立今日的四马路’而上之”。

关于水沫书店，施蛰存先生曾在晚年回忆：“在1929和1930这两年中，我们的出版事业办得很热闹，因而也结识了许多前辈或同辈作家。当时常到我们店里来闲谈或联系稿件的有徐霞村、姚蓬子、钱君匋、谢旦如、徐耘阡等等，胡也频和丁玲也来过。最常来的是冯雪峰。雪峰对我们办出版事业，寄予很大的期望。有时他白天到我们店里来闲谈，晚上从景云里看了鲁迅之后，又顺便到我们家里来坐一会儿。”施先生伉俪当时赁居东横浜路大兴坊内。那前后几年里，公益坊内尚有南强书局、辛垦书店等出版社存在。距离公益坊不远的扆虹园，据说不久后也将改造为上海文学馆，此地百年来的文化遗存都会悉数被收纳其中。

施蛰存影像素材来自吉林卫视文化纪实节目《回家》

东侧的那家上海书店期刊经营部更靠近路口，但面积小得多，边上还有家虹光眼镜商店。那里主要出售过期杂志和旧书，还兼营旧书收购业务。我记得柜台里那位老法师，面容瘦削，戴深色边框的眼镜，总是穿灰扑扑的中山装，袖管上有一副深蓝色袖套。他一般都在埋头清点账目，偶一抬头，那眼光跟锥子似的，看得人心里发毛。常有人兴冲冲地抱了一叠旧书来问价，老法师开出的价总是略比废品回收站高一点点，泄了气的顾客最后用“来都来了”给自己鼓劲，仿佛在雨中给自己找到了一方屋檐。

我找了家店，坐下点上一份饮料，边喝边望野眼。看着眼前的人流和车流，我记起施蛰存先生在回忆文章里讲，当时他们经营的水沫书店资金难于回笼，同时又因淞沪抗战爆发，最大的出资人刘呐鸥决定放弃，并转而投身电影，其他几位同人也随即星散，只留下一位崔姓师傅留守公益坊内保管财物。施蛰存自己则受现代书局的邀约，主编《现代》杂志，那又是值得细加考评的另一则故事。

1933年2月，《上元灯》由新中国书局再版，施蛰存从初版中抽出了《梅雨之夕》。3月，新中国书局初版小说集《梅雨之夕》，同名小说被调整到新集的第一篇，从第一页起，梅雨就淙淙地降下了。

“人家时常举出这一端来说我太刻苦了，但他们不知道我会得从这里找出很大的乐趣来，即使偶尔有摩托车底轮溅满泥泞在我身上，我也并不会因此而改了我底习惯。”这位持伞走在北四川路上的主人公，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