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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是一座“魔幻”云南平面模板工厂的城。

2021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里，

它榜上有名。

近年大力发展“大数据”的贵阳，

GDP增速曾经连续数年位居全国省会第一。

同时，在“中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会”榜单上，

它也屡屡有名。

有人说，它是“文化荒漠”，很“野”。

年初，云南平面模板工厂我们和几位看过世界、

又回到贵阳的青年聊了聊，

真实的贵阳，究竟是什么样？

云南平面模板工厂他们中有人在此创业，

疫情期间将全球首个滑板式超级底盘推向世界，

有人专注于在地文化，即便文旅业放慢了脚步，

也尽力过着朝九晚五之外的另一种人生，

还有人曾接受4元“时薪”，用积蓄为理想买单，

刚开业便遇上疫情……

他们如何在起伏里蓄力、突围，

磕磕绊绊但终究走出一条清晰的道路、

握紧生活的微光？

受访者之一的80后创业者曹雨腾说：

“贵阳的年轻人多元、能跨界，

保持独特的’野’，不轻易被束缚；

同时，他们也有本土关怀，

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

让本地的精神生活更丰富。”

编辑 徐莹 责编 邓凯蕾 摄影 代超

外界对贵阳的认识，似乎难免如同这里的地理和气候：云山雾罩。据说，过去还有不少“贵阳省贵州市”的口误。

在这座“存在感不高的小城市”里，一群年轻人在持续地为它写下注解，广东人袁銮便是其中一位。他是“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在国内的第一批写作者，主导编写的黔东南指南、贵阳指南，曾是多少外来人入黔的必备之物。

如果指南只有风花雪月、吃喝玩乐的旅行者视角，就没意思了。他翻阅过大量的当地府志、文献，和学者交流，到实地体验、观察，乃至在贵阳创业定居、结婚生子。因此袁銮的口头或文字叙述，多少能勾勒起贵阳的某些过去与现在。

从他的介绍里，我们看到一个可以“怀旧”的贵阳。明朝初年，可考据的贵阳城开始建造。两道城墙、九座城门、四所楼阁，围起城内的生活。

如今，“九门四阁”只剩下文昌阁，但旧时格局存在于贵阳人的心里：旧城门连缀起来的地方，即云岩区、南明区的部分地带，才是“老贵阳”，文昌阁和不远处的喷水池，是无可争议的市中心。

电台街，老贵阳的市井魅力在此

贵阳不排外，毕竟城市最初就由各地移民共同建造。抗日战争时，它是稳定的大后方，沿海城市的各界精英与三教九流，一下子涌入当时只有十万人的贵阳，哪怕这段往事已经不被多少人知道，可文艺、医学、城市建设的一夕繁荣，仍然改变了小小的山城。

整个城市一边混杂，一边向西扩展。当贵州进入“基建狂魔”状态时，贵阳也在着力发展“大数据”。这里气候凉爽、地质稳定，连电价也给出了政策性优惠，于是在城市西边，出现了一些山里的数据机房。中国电信、腾讯、华为、苹果等公司的云存储服务中心，纷纷落地。

2015、2016年左右，袁銮感觉到，身边回到贵阳的年轻人多起来，他们办起了展览、酝酿全新的城市文化、用非同以往的眼光打量或包装家乡的“遗产”。“我忽然发现，贵阳的气场好像聚集起来了，跟以前那种很标准的三线城市的半熟人社会的生活，很不一样了。”

去年年底，贵阳的“独特女性展”

为什么到北京工作过，又回到贵阳？我们问他。“在这座城市认真地去做一件事，似乎总是能获得超出我能力之外的承认，甚至是带着偏爱的，给了我很多认可，这样的一种’舒适区’，我觉得特别好。去北京工作那几年，挺思‘乡’的，思这个地方，离不开。”

“机器人出没，请小心避让。”在贵阳白云区的一处智能制造产业园内，贵阳小伙曹雨腾将这句标语贴在工厂外墙，这家企业是他和小伙伴喻川6年前一起创业的成果。尽管疫情阻滞了流动，他们也不得不暂时关闭一间海外办公点，但还是通过元宇宙，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保持联结。

“机器人”之一，一辆无人驾驶小巴正在测试道路上运行。看到我们新奇地打量一切，曹雨腾说：“很多时候，外界会觉得，贵阳在科技方面，不会做出特别厉害的事情。”

曹雨腾和PIX无人驾驶小巴

2014年，在北京工作的曹雨腾到家乡办活动，认识了当时正投入在无人机创业中的喻川，两个同乡人聊得很投契。那时候，贵阳的“大数据”发展政策刚拉开序幕。

再晚些，曹雨腾因为家庭原因回贵阳定居。“贵阳娱乐少，但还是有土生土长的力量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有给乡村做互联网公益教育的，有传播苗族音乐的，有搞共创社区、屋顶种菜的。这个城市还是蛮有意思。”

喻川建筑专业出身，从小学习编程，懂算法，喜欢动手做些发明、硬件。2016年，无人机项目终止，喻川邀请曹雨腾加入团队，二人共同发起自动驾驶项目，想做一个通用的、最低成本的底盘，它能承载不同功能的移动空间，从而让城市生活更智能且便捷。这是一个有技术含量、又能普惠更多人的创想。

滑板式超级底盘

无人驾驶小巴的不同应用场景

简单说来，无人驾驶底盘就像一个“中台”，以它为基础，造车就像拼乐高一样，搭出不同的“模块化建筑”——景区里的自动驾驶巴士、商圈里的移动商店、养老社区的巡检车……

无人机项目打下了一定基础，贵阳又有投资人、设备、工厂，无人驾驶项目顺理成章地在这里生根。最终，曹雨腾和喻川成功开发了全球首个滑板式超级底盘，现在正努力打造无人驾驶移动空间。

搭载于底盘上的一款机器人，可种树

2018年3月，曹雨腾牵头做了第一次线下社区活动“黑客马拉松”，邀请到了30多位工程师，都是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等不同细分领域的大牛，不乏知名公司的负责人与高校的科学家。这次活动后，贵阳 *** 也开始给予支持，最近的一次线下黑客马拉松活动，就是在贵阳“数博会”上举办的。他们的无人驾驶底盘，也早已走出了贵州乃至国门，服务于不同国家的人们。到今年2月又要做活动时，考虑到新一波疫情风险，团队发起了全球线上招募，给每位参与者提供一台VR设备，预备在元宇宙里造真车。

曹雨腾说：“贵阳这几年发展大数据。这帮城市打出了一张科技型的标签，过去，贵阳可能连一个标签都没有。而自动驾驶本身，也是把数据进行应用的体现，又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其实贵阳一些服务普通人生活的数据平台，也走得比较前。”

点缀在厂房里的“小盒子”也是办公区域

团队成员们

团队在北京、上海、意大利都灵等城市，都设有办公室，而贵阳办公室中，外地人大概占据了2/5。有曾经在大型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过的贵州人，愿意为了无人驾驶项目回来。

三年前，曹雨腾受到贵阳本地自媒体平台的邀请，以“贵阳新青年”为主题做分享。贵阳新青年是什么样的？在曹雨腾看来，他们“首先是多元，能跨界，除了商业之外，也有价值追求；其次，保持独特的’野’，不轻易被束缚；最后，要有本土关怀，做一些事情，让本地的精神生活更丰富。”

付一浩和杜亚眉，算得上“贵阳新青年”。2021年，杜亚眉和袁銮搭档，主编 *** 了一本关于贵州的在地读物《出山》，第一辑里，一口气讨论了贵阳城的六百年，过去与现在，天上到地下，人文和生活。

杜亚眉在2016年回到家乡贵阳，为这座城市的文艺生活带来了改变。她原本在上海，从事广告和展会行业，回来后，向前老板借了一个展览项目，并断续在贵阳做一些和商业艺术相关的展览。

她也和朋友穆志薇发起了关注本地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自媒体平台“Guiyang Wow”。“有时候大家觉得贵阳是文化沙漠，但有很棒的年轻人回来了，围绕着城市文化做些事，只是没有得到系统的关注和梳理。”

贵阳在地展览——Pump Love环保主题展

“贵阳新青年”分享会，就是杜亚眉与她的团队最先组织的。做到第三届时，她们认识了一浩。那时，他已经参与拍摄了不少有关贵州的视频，部分内容就发布在公众号“黔视今声”里。此后，两个团队不时合作，继续记录当地的青年故事和生活方式。翻看他们近三年的“笔记”，能认识在楼顶开篮球公园的人，住在山脚、做自然营地的人，开便利店的说唱歌手，讲相声的人……

一浩和杜亚眉，也从工作伙伴成为夫妻。一浩是辽宁人，30岁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进入传媒公司成了“贵漂”，就这样“贵定”了。

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二人所在的平台要么时时整合新消息，要么尽力协调贵阳部分商家，为医护人员送上消费折扣，或是在疫情的起伏波折里，收集贵阳人的生活记录，将静止中的色彩片段们做成“线上展”——疫情期间做的第一餐饭、第一次聚会、第一次旅行、第一场婚礼……就像杜亚眉说的：用生活治愈生活，“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冲击，忧虑也伴随着种种变化和不稳定而生。焦虑之下，学着随机应变，多阅读、运动，接受慢下来的节奏，在疫情的缝隙间享受生活，而生活最终也给工作带来灵感。”

一浩和杜亚眉

夫妻俩很认同一个观点：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方式无法直接克隆到贵阳这个西南小城。生在此地、活在此地，往往多一些生猛。

比如机车，中国最高级别的摩托车赛事（CSBK）就是从贵阳走出去的，一浩曾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数过摩托车的数量，“一个红灯的时长，单从一个路口过去的摩托车就有42辆。贵阳多山地、隧道，总要过桥、上山、下坡，骑摩托车的人自然多。”

受访者之一贺爽也热爱越野摩托

贵阳人好饮，白酒不必多说，但精酿文化也在发展。一浩告诉我们：“贵阳本地有一个精酿品牌叫TripSmiths，他家的酒厂几乎每年要开一个party，到水库边露营，到河里划桨板、游泳、钓鱼。”

一浩及其团队记录过的贵阳年轻人们

一浩工作现场

“贵阳周边水多山多洞穴多，自己去玩，成本能很低。”2021年初，一浩和团队伙伴们组织了一次探洞，由当地做过蓝天救援队队长的探洞大哥做向导，备好头灯、雨鞋，所有的成本无非油钱和一顿饭钱。

杜亚眉和一浩所记叙的，正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朝九晚五之外的可能性。至于商业收入，一浩说，这几年贵州发展快，用在宣发、文化创意领域的钱，会多一些，但对以传媒为生的人而言，贵阳没有很大的甲方，金融类、酒类，已经是本地少有的大客户了，也能养活自己。

我们和付一浩、杜亚眉见面的咖啡馆，在太平路。不长的一条街，多的是咖啡馆、新式餐厅。

这条新晋“网红街”，在2019年还是贵阳市中心的冷清角落，却在疫情期间，热闹了起来。说唱音乐团体SIDE的三位成员租下一座小独栋，开了名为FRIDAY的便利店，一楼和一般的便利店并无二致，只是卖的酒多了些，二层像小酒吧，分享有质地的音乐，周末不定时办派对，花两块钱买瓶水，就能参加。

SIDE的三位成员

曾经的FRIDAY

SIDE里，有三位成员是贵阳人，贺爽和PT曾在深圳做hiphop音乐厂牌，解先永拿了不少和说唱相关的奖，又去美国读书沉淀了一年。

陆续回到贵阳后，他们一边开店来谋生，一边做音乐追求理想。他们这么解释SIDE：不将音乐作为谋生手段后，更自由。

其实贺爽对便利店是有寄托的：“能不能成为社区化的去处？回家的路上，云南平面模板工厂你和小伙伴约着来买点喝的，聊一聊，听听好音乐，不是那种躁起来的音乐。店里再陈列一点小画、小杂货，营造一种不嘈杂、但年轻的状态。”

市井中的音乐一角，图：贺爽

没想到，便利店火了。贵阳的夜生活其实很丰富，人们有时会玩到很晚。夏天的晚上，最热闹的时候，车几乎开不进太平路，摩托车就有几百辆，巷道内的车把后备箱打开，就地摆摊做生意。

人们冲着派对而来，这并不是贺爽他们所期待的。“在吵闹的环境里消费一些比较快餐的东西，和真正地听音乐、去音乐节看演出，绝然不同。”

便利店关闭后，他们将原址整修一番，新开了融合贵阳口味的日式小酒馆。开始把年轻艺术家朋友的作品挂到餐厅里。

去年冬天后，疫情有所反复，生意也冷清不少。为了聚人气，他们没有停止分享音乐、做活动，有时还尝试来一场简短的戏剧快闪。

日式小酒馆内

“做餐厅毕竟不是我们擅长的事情。好些活动，热闹一下就过了，昙花一现。可不做又不行。最好的摄影师、音乐人、艺术家，似乎都在北京、上海，如果自己都不做点什么，生活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也是寻求一个出口吧，否则开个餐厅、能生活就挺好的嘛，何必想那么多？”

但贺爽与同伴们绝对看到了贵阳的好：慢得下来、静得下来、停得下来，不会被一味推着走。

“在贵阳做事情，能沉淀。而在很多大城市，首先得解决生存问题，总是在取舍，而不是完善。你看贵阳的精酿啤酒，积累很好，走出去底气很足。调整自己，做好准备了，才好再出发。”这说的是工作，也是生活。

三克岛图书馆藏在贵阳市中心的居民区，不好找。但只要进了院门，就进了爱丽丝的“兔子洞”。书、周边、展陈、家具，满满当当，在贵阳的阴雨天里，小小的图书馆显得尤其温暖，像梦境。

2019年12月，三克岛正式营业，不到一个月后，疫情开始，刚开张就关停了半年。馆长方静说，重启的日子，主要是靠gap在贵阳的学生们渡过的。直到现在，三克岛里最常出没的，还是那些富有朝气的脸庞。

方静是贵阳人，在北京不同类型的媒体里洗淘过。2016年前后，她决定做图书馆，一个供人读书的空间。辞去工作，断续在北京尝试了3年，场地、房租、商业模式……困难可想而知。虽然受到多方帮助，她还是在2019年回到了贵阳，将图书馆开在家乡。“我算了算，在贵阳，靠我的存款来买单，实验这件事的话，能够维持5年。那就做。”

房子租来后，打通一两面墙，为木头刷上漆，搬来自己的藏书、别人的赠书和专门淘来的书，一个囊括文史、艺术甚至能供儿童阅读的小图书馆，就齐备了。

方静与先生

存放借阅证的角落

“我在北京经历了互联网的大繁盛，到现在，好像觉得，大家是不是有点累了？看过起伏了以后才明白，我追不了风口，我只能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其余的，不会成功。”

来三克岛读书的，多是学生和刚上班的白领。方静估摸着，如果在北京，可能白领所占的比重会更多些。“北京的许多职场成年人们，他们的压力不是喝顿酒、蹦个迪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吐吐槽就能释放的，毕竟身处一个复杂的系统里，大家真的需要让内心平静下来，才能应对自如。还是需要读书。”

方静发在朋友圈里的一张图，她说

“时代遍地砖瓦，却欠这种优雅”

方静回来开图书馆，还有两个很深的感触。她说：“首先，在大城市，如果还有买房的压力，你得先糊口。如果想要做点什么感兴趣的，都得挣扎一番，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回来了以后常常想，贵阳这个地方，能够出很好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吧，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和世界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

其次嘛，有一回，一个从北京来出差的女孩儿，进来晃了一圈，问：你是不是想做一个‘体验空间’？我笑了，人的思维会被环境规训，这种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和话术实在太带有北上广的气息了，都成了思维定势。其实，这就是个图书馆嘛。”

有读者来得多了，自然熟络起来，在方静顾不上看店的时候，能承担“一日馆长”的职责。照看图书馆之余，方静也在贵阳接一些品牌宣传的活，而合力完成工作的各位小伙伴，大多可以从这些忠实读者里寻觅，“我就像个HR”。

方静夫妻与一日图书馆馆长们

方静收到的读者来信

方静算过一笔账，刚开店时，她的时薪是4块钱，现在差不多涨到10块了。如果有一天，积蓄烧完了，这个店真的支撑不下去了，怎么办？

“那就关掉。我尝试过，如果市场的确不需要它，不遗憾的。开图书馆后，我新申请了一个微信号，现在有970多个好友，都是这两年的收获。如果我还在北京，也许如今面对的还是过去十几年所熟悉的那一群人，我对人的认知不会拓宽。回来后，贵阳让我逐渐脱离了被规训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给了很多热情的反馈，我也尽力给它带去一点点东西，这是多好的事情呀。”

舒畅和天焕应该算80后的初代深漂、沪漂了，两人学工艺美术出身，贵州人，在外看过世界后，到贵阳打拼。回看这十几年，抢占过先机，错失过时机。

十几年前，贵阳的咖啡馆很少，即便有，也是会所形式的、谈生意的场合。舒畅和天焕在贵阳会合后，一合计，开一家咖啡馆，正儿八经地卖咖啡，于是“土壤咖啡馆”就这么产生了，很成功。最热闹时，它有八家分店，人们拿着板凳坐在店门口，排队等着喝咖啡。

土壤咖啡馆内，天焕以及舒畅全家一家

为了开咖啡馆，去云南寻豆，舒畅用插画做记录

开咖啡店的同时，舒畅不忘做平面设计，也做过布艺、木工、首饰……2013年，他的妻子妮妮被陶艺吸引。一家三口就去景德镇住了两个月，妮妮学手艺，舒畅带孩子、陪读。学成后，夫妻俩又以女儿的名字，成立了陶艺工作室“舒与树”，设计图案纹样，做杯盘器皿。

舒畅的妻子妮妮

舒畅

天焕则投入了更多精力到咖啡馆中，选豆子、学习烘焙。与此同时，他一直做空间设计，还与朋友成立乐队，他当鼓手。

如今，咖啡馆最老的在职员工，已经做了爸爸，而更老的员工们，都有了自己的咖啡馆。贵阳咖啡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独立咖啡馆、连锁咖啡馆、社区咖啡馆遍地开花。土壤从巅峰时期的9家店，收缩为一家。

天焕

天焕告诉我们：“如今贵阳的咖啡馆林立，要喝一杯咖啡，实在不难。我们重新设计、装修了这间门店，让它变得更简洁明亮，就像最开始时的模样。疫情过后，有些支撑不下去的店，改成朝咖晚酒，我们也想尝试，但最终没有这样做。现在来土壤的老客人们，或许想要的不只是咖啡，还有不能被取代的记忆。”

舒畅的插画

一边拼事业，另一边，孩子们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天焕的妻子工作忙，女儿进了贵阳非常好的学校，他必须在孩子读书的问题上多费心，“盯着孩子读书，真是一件令人崩溃的事。”

疫情开始后，舒畅就在想，倘若自己生病了，家人该怎么办？因此近几年，他的许多精力都投入于，让陶艺工作室进入良性的自循环，设计、金工等个人趣味被暂时地放低了。他在妻子眼里很有危机意识，也很有行动力，“我刚说个点子，他就开始在本子上勾勒细节。总是在写写画画、思虑。”

这类思虑多了，舒畅对女儿的教育，倒越来越平和：“好成绩、好大学、好工作，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常规思维。但很多人从好的大学出来，却要在陌生的城市一边上班一边寻找理想，然后下一代，也许还得经历同样的循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来，比我们刚出社会时更累，他们接收的信息量太大，而每个信息的有效时长又特别短，所以总在不断地寻找。作为父母，我们干脆做一点能让孩子接手的、她也感兴趣的事情。”陶艺工作室，就是朝着女儿能“传承”的方向去努力。

舒畅一家

在贵阳，辞职返乡或在不那么平顺的境遇中闯一番气象，不是什么新故事。袁銮在《出山》里就写道，1901年，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回到故里，执掌教鞭，开展新式教育，之后又有一批人投身其中，长远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思想边界”。

今天，当贵阳的各种边界都在迅速拓展时，自然而然地，一群年轻人陆续回来，顺应它的科技大势、艺文生活、气质底蕴与新陈代谢，添上属于自己的一小笔，自负盈亏，自在自得。用袁銮的话说，这是二三线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在离开故乡与回家寻个稳定工作之外，“过自己生活的可贵勇气”。

不是所有人都要这样，这或许也不是完美的生活，但一群人的努力，可能就会成为另一群人的勇气。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